沙土路變成了水泥路

    2002年走進沙魯里山，當時的318國道是沿河修筑的，很狹窄，一邊是山壁，一邊是河水，靠河水的一邊常有塌陷。當時走到這一段路時開始下雨，我很謹慎地駕駛著，仔細觀察著路面，生怕哪塊松軟的路面把我們送進河水里。經過了5個多小時的顛簸，就在車子和人幾乎都要散架的時候，終于抵達了巴塘，這是川藏線上四川境內最后一個縣城。街邊電視里傳來中國足球隊零比四落負于巴西的消息。 

    晚飯時與老板閑聊：你們這兒路可真難走。他問我從哪邊來的？我說從東面來。老板回答：那是好走的路，不好走的路在后面呢。

    這次全然不同，離開理塘后，最初的70公里處于修理狀態，但沒看見工人干活，路面也還算平整，待到該進山時，路變成了上好的水泥路，

    而且，在原本需要左繞右繞的幾座大山前，全部修通了隧道，數了數一共有8個隧道，最長的一個長達5公里。如此一來，不僅車速提高很多，總的里程也縮短了大概40公里。

    我對這座白塔的印象很深，因為當時我開到這里時，感覺已經顛得受不了了，于是停車在白塔下休息了好一陣。

    就這樣，沿著平坦而車輛稀少的水泥路，我很快來到了巴塘縣城。進縣城的地方與十年前幾乎完全相同，差異在于縣城里的街道修建得十分規整，賓館比昔日氣派了許多，另外，縣城旁邊修了過境公路，可以迅速掠過，直奔金沙江。

    向長漂勇士致敬   

    離開巴塘，沒多久就看見了金沙江，沿著金沙江一直向南，30公里后來到一個叫竹巴龍的小鎮，小鎮南側，便是金沙江大橋，橋的西側就是西藏。

    與十年前不同的是，金沙江大橋現在變成了兩座，昔日的那座目前只供步行、自行車或摩托車使用，汽車則需走新建的橋。2002年途徑此處時，橋頭雖然建有軍營，但路邊并未見軍人，整個大橋周圍，給人一種寂靜無聲之感，仿佛是一座已經全面撤退的村莊。

    這次則不同，橋兩側均有一些新的建筑，供軍隊和警察使用，并且新建了檢查站，警察和軍人各就各位，認真履行著他們的職責。

    當我來到這里時，被告知前方公路有塌方，需要等放行通知?？纯创髽蛏弦呀浥胖噍v汽車，得知最前面的車已經等候了9個小時。心想，與其在橋上空等，倒不如去拜謁一下長漂的烈士。于是，把車子開到老橋的橋頭處，因為，這里有座長漂烈士紀念碑。

    1985年，西南交大電教室攝影員堯茂書在經過6年準備之后，開始了單人、自費漂流長江的壯舉，不幸的是，這位敢為天下先的勇士，在漂流33天、行程1270公里后，在青海省玉樹以東，觸礁遇難。堯茂書首漂長江之際，正值美國探險家肯·沃倫即將來華漂長江，他的壯舉點燃了有志青年們的激情，在華夏大地上煽起一股“堯旋風”，引發了一場“漂流熱”。1986年4月，“中國長江科學考察漂流探險隊”在成都成立，他們于1986年6月16日-11月25日，歷時175天，完成了首漂長江的壯舉。堯茂書被追認為“科學考察漂流探險活動中英勇獻身的革命烈士”。

    幾乎是與此同時，由8位中州漢子組成的純民間組織——“中國洛陽長江漂流探險隊”，也在向長江發起沖擊。最終，兩支隊伍共有9人遇難。

    時任《四川日報》記者的戴善奎，曾親歷沱沱河-通天河段的漂流，他所撰寫的《漂-長江漂流探險紀實》一書出版時，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曾舉行了簽售會，我至今珍藏著那天購買的書，因為，上面有勇士們的簽名。    

    早在堯茂書漂流時，我就一直關注著他的消息，后來得知有人接過堯茂書的旗幟，要組隊繼續漂長江時，我立即寫信到成都，要求報名參加，但終因年齡小、無資質而被拒。為此我一直憤憤然。確實，當時我的年齡實在太小，但我似乎天生具備野外生存能力與承受能力，在別人眼中無法忍受的地方，我卻視為家。

    巴塘地區，是中國的兩支漂流隊伍損兵折將的地方，尤其是白玉縣葉巴村到巴塘縣巴曲河口的100余公里，兩支隊伍共有3人遇難，美國人肯·沃倫也是在這里宣布終止漂流。所以，在竹巴龍的金沙江大橋旁，立了一座紀念碑。

    長江漂流已經過去22年了，但對于我來說，至今猶如昨日故事，其間有激動、有興奮、有悲壯、還有悲哀。

    咱們國家有幾個特點：一是匱乏探險意識；二是年輕人發起的某項活動，開始通常不會有什么人理會，哪怕這活動是給自己的民族添彩兒的。可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馬上會有人跳出來發表高見，什么不要冒險了，要有理智了，要珍惜生命了，要加強管理了云云。唾沫四濺，慷慨陳詞，仿佛全叫賽諸葛。 

    之所以有這種特點，我想，也許大家都奉行圣人所云：父母在，不遠游。凡事要看看有沒有先例。墨守成規、得過且過成了我們的座右銘，華夏民族的窒息到了驚人的地步。前幾年有個電影講述了一幫人爬高山的故事，隊友們死了一個又一個，有人便開始在網絡上說這簡直是不尊重生命，是瘋狂，是吃飽了撐得。而事實上，這是一種精神的體現，我不是說戶外運動會帶來民族的振興，但探險精神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它一旦充斥了各個領域，便會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一個擁有這種精神的民族、一個敢作敢為的民族，其發展速度必定超過不敢妄言、妄聽、妄動的民族。這一點歐洲人在十八、十九世紀已經給我們做出了榜樣。

    想到這兒，我像十年前一樣，畢恭畢敬地站在紀念碑前，向與世長辭的勇士們，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