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賓的李莊

    宜賓與重慶有幾分相像，都是位于兩江之間，市區盡頭都有個“尖”，是兩江的匯合點。重慶是嘉陵江與長江，宜賓是金沙江與岷江。長江在宜賓以上叫金沙江，從宜賓開始才叫長江，所以，有人把宜賓叫萬里長江第一城。之所以不走高速公路直奔重慶，而是非得在老君山、金沙江一帶的陡峭山路上轉來轉去，為的就是來宜賓，到宜賓的目的是為了看看李莊。宜賓雖然有更為著名的五糧液、蜀南竹海，但我只想去李莊。

宜賓市區岷江畔

    從宜賓市區往東，沿著蜀南大道出城，20分鐘車程，就來到了李莊。李莊是宜賓郊外的一個村子，緊靠長江，它的名字被人們傳頌至今，與抗戰密不可分。從1937年開始，北京、南京、上海、杭州一帶的學校、研究機構紛紛內遷，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去了昆明，中央大學和復旦大學去了重慶，原本寧靜的西南山區，忽然涌入了數萬人，一時間，各個城鎮變得擁擠不堪，物資供應開始變得緊張起來。

    就在這時，李莊聽說同濟大學為躲避戰火，已經歷經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廣西賀縣等數次搬遷，但仍未有穩妥立腳之地時，伸出了救援之手：“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就這樣，同濟大學來到了李莊。與此前后腳，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金陵大學等單位，陸陸續續來到李莊落腳。

    今天的李莊，看上去很安靜，沿江有許多茶館、牌室，除非參觀歷史文物，進村無需購票。這一點比騰沖的和順強多了，很容易令人產生好感。

古樸的李莊

街道風貌依舊

沿長江的一條小街上，有數家茶館。

時不時還有些賣酒的鋪面。

抗戰時期，不少學院和研究機構曾遷到李莊。

這個昔日的大夫宅第，在抗戰時是金陵大學文科研究院。

考古專家李濟在李莊的舊居。

時間似乎被凝固。

    中國營造學社在李莊

    在李莊，我最想看的，是梁思成的故居。故居位于李莊西側500米的地方，是個很小很小的村子，有的書上將其稱為月亮田，但在現場，我沒看到這個名字，還有的書上說叫上壩村，詢問村民，得知上壩村在李莊鎮北側，而此處位于李莊鎮西側。

    快到李莊停車場時，有個很不起眼的小路口，順著它往西去，幾百米之后，便看到了一個小村落，梁思成故居在村子的最西頭。這里經過整修，已經作為參觀點開放了，因為梁思成是跟隨中國營造學社遷移到李莊的，所以，這個院落實際上中國營造學社在李莊的社址。進門后看到一排房子，梁思成一家住在最北頭。隔壁是學社的辦公室，接下來的幾個房間，分別是葉仲璣、盧繩、羅哲文的房間，這三位都是頗有建樹的學者。

     中國營造學社是個私人機構，它是1925年由朱啟鈐先生創辦，開始是朱先生自掏腰包，后來申請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時建立的教育文化基金。1931年，梁思成夫婦回到北京，加入學社，隨后還有建筑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當時最為優秀的學術精英加入。抗戰結束后，營造學社資金來源日益減少，朱啟鈐先生也已經家資散盡，最終，學社在1946年悄然消失。

    朱啟鈐先生的一生頗具傳奇性。他在晚清和民國前期出任公職，曾任交通部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和內務部總長，從政期間，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的前身）和北京第一個公園（今中山公園）。后因擁護袁世凱稱帝而被通緝，退出政界，改為經商，開辦煤礦和輪船公司，新中國成立后出任政協委員，1964年去世，享年92歲。朱先生在從政和從商的同時，一直致力于文化事業，曾向故宮、北大圖書館、清華圖書館捐贈大量文物和圖書。并長期擔任中國營造學社的社長，出版過七八部學術專著。

中國營造學社在李莊

一位老人坐在門前，負責售票。

    偉大的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先生是中國第一位研究古代建筑的學者，從美國留學回國后，首先在東北大學創辦了建筑系，隨后又加入了朱啟鈐先生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抗戰結束后返回北京，應聘于清華大學，直至1972年去世，享年71歲。

    梁思成先生加入營造學社后，在1932-1941年間，與學社同仁調查了2700多處古建筑，并在山西發現了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建筑——南禪寺大殿。通過實際探訪，獲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根據這些翔實、準確、豐富的資料，在李莊安頓下來之后，隨即開始撰寫《中國建筑史》。這是第一本系統闡述我國建筑的專著，達到了從所未有的高度。接著，梁先生又用英文寫了一本《圖象中國建筑史》，把中國的精粹介紹給世界。

    1949-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也都是在梁思成先生的主持下完成的。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先生與陳占祥先生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在城西建設中央政務區（今月壇、三里河、公主墳一帶），政務區內集中了所有中央機關，它的東、南、北留出擴充地，用于新的機關以及住宅區建設。城北建設學院區及住宅區，城東和城南為工業區和住宅預留區。老城區（二環路以內）以商業、住宅和文物保護為主。

    據說，當時蘇聯專家建議在北京城內進行大規模拆遷，建設政府機構，住宅則移至城外。對此，梁思成先生駁斥：讓7-15萬人每天早上在同一個時間從城外涌進城內，是非常荒謬的事情。梁先生預言道：如果這樣做，若干年后，隨著人口的增加，汽車的普及，會出現日復一日的大面積擁堵，只有減少每個人上班的出行距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進入21世紀，北京地鐵5號線、八通線的每一節車廂里，都擠滿了上班的人，梁先生在50年前的預言變成了現實，唯一有出入的是，此時已經不是7-15萬人，而是700-1500萬人。在歐洲旅行過的人這時才意識到，當年梁思成先生在每個規劃區的旁邊，都有預留區的目的。

梁思成先生在李莊撰寫《中國建筑史》

    梁思成先生還多次向政府呼吁：應該按照歷史原貌保留北京城，即使是進行現代化改造，也要做到外形風格不變。北京城墻內外種植花草、利用城墻與護城河兩岸的綠化帶，構成公園。這個偉大的計劃如果得到采納，今天的北京將會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城市。您可以漫步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環城40華里的空中花園，欣賞原汁原味的北京城。

    遺憾的是，在那個“人定勝天”、“橫掃一切”的年代里，專家的苦心如同落花般輕賤，輝煌的北京古城終于消失了。雖然現在北京城還保留著正陽門、德勝門和東南城箭樓3處古建，但畢竟已經無法取代昔日的博大精深。人們只能從記憶或想象中，去體會那個曾經存在過的古都。

    這次旅行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政府現在已經有了很不錯的文物保護意識，比如松山戰場遺址，保護工作做的非常出色。可也應看到，我們已經失去了太多。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我國歷史悠久、古跡眾多，很多老外來到咱這，都會贊美長城、驚訝兵馬俑、感嘆紫禁城。可走出國門，看到了佇立在尼羅河畔建造于公元前1275年的阿布西姆貝爾神殿，看到了公元前八世紀的雅典衛城，我迷惑了，想起了與雅典衛城同時代同地位的西周國都豐鎬，又想起了秦之阿房宮、漢之未央宮、唐之大明宮、宋之艮岳、明之南京紫禁城、清之暢春園圓明園。哪一樣能留存下來了？英人確實火燒了皇家園林，可那輝煌的園林最終不還是毀于我民族一些不肖子孫之手嗎？我們偉大的民族不是善良、仁慈的民族嗎，怎么對前朝前代的東西就那么不能容忍？我們毀掉了多少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我們何時能學會保護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

    北京王府井旁邊有個協和醫學院，1915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投資750萬美元，建了這所在當時來說相當先進的醫學院。歷史有這樣一段記載：建協和時，考慮到周圍都是古老的建筑，特別是西鄰不遠處就是紫禁城，設計者便有意識地設計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宮殿式的外形，雕梁畫棟，琉璃瓦頂，高度適宜，跟周圍環境相得益彰。

    推倒一個舊的建筑很容易，但毀掉的決不僅僅是建筑本身。

梁思成先生在李莊的工作室（與上圖為同一房間）

    與梁思成先生的名字永遠排列在一起的，是林徽因。林徽因的才華，與梁思成不相上下，營造學社的實地考察有她的參加，撰寫《中國建筑史》有她的功勞，設計國徽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她是其中之一，在散文、詩歌、小說、劇本等文學領域，她的成就則超越了她的夫君。

    林徽因祖籍福建，出生于杭州，幼時居住上海，12歲時跟隨父親來到北京，20歲時與梁思成一起赴美國留學，24歲時兩人在美國成婚，并于同年回國。以后的歷程夫妻倆完全一致，東北大學、營造學社、清華大學，最終于1955年去世，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而這個公墓就是她在1950年設計的。

    當我走進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房間，不禁肅然起敬。林徽因在李莊期間，曾因肺病臥床很久，既便如此，她仍完成了《中國建筑史》的部分寫作。當時，她甚至打算再寫一本英文版的《漢武帝傳》。與之同時，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當時也病倒在李莊，梁思永先生是我國第一位受過西方近代考古學教育的學者，抗戰爆發前剛剛完成對山東龍山文化的考古，來到李莊后，因肺結核病被迫臥床，在病床上，他寫出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家里同時出現兩位病人，生活極為拮據。梁思成先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身邊一些稍微值錢些的東西拿去變賣，據說，有一次他的一只派克金筆只換回一條草魚。看到這種情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給院長朱家驊寫，懇請政府接濟梁氏兄弟，信中說：“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縱權。”

    當我在李莊，看到“為人謀應稍縱權”這句話時，不禁淚流滿面，這些年，“縱權”之事聽得太多了，但多數都是令人憤慨的“縱權”。

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房間

林徽因與女兒梁再冰、兒子梁從戒

林徽因與父親林長民

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

    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在李莊的5年半中，是他們一生中最為貧窮的時期，且疾病纏身，親人離去（林徽因的三弟是空軍飛行員，1941年與日軍空戰時犧牲），但是，他們依舊以嚴謹的態度治學，在學術上創造出永遠的輝煌。

    在故居的展板上，我看到這樣一段描寫，日軍從緬甸進攻云南時，有人問林徽因，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怎么辦？林先生回答：門外不就是揚子江？

    幾百公里之外的重慶，幾乎在同一時間，老舍先生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沒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沒有蓋兒。

    林徽因不認識老舍。但他們的答案，卻是驚人的一致。

    因為，他們都是偉大的人。